第三节 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 / 6）
80多年来，良渚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层出不穷，高潮迭起。王陵、贵族墓葬、祭坛、宫殿台基、聚落、城墙、作坊、水利工程遗址等遗迹和玉器、陶器、漆器、木器、石器、稻米、骨骼等遗物的陆续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神与王的国度、水与人的家园”的生动画卷。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权力与信仰统一的神王之国——良渚古国。她是中华大地上中国之前最早的国家，是我国早期文明阶段的重要代表。
一、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
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分为四个阶段：良渚遗址点考古、良渚遗址群考古、都邑考古、良渚古国考古。
（一）良渚遗址点考古（1936-1985年）
良渚遗址的发现：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青年职员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杭州良渚一带先后发掘了棋盘坟、横圩里、荀山东麓等6处遗址，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10余处遗址。在此基础上，施昕更先生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论证了良渚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揭开了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页。同时，何天行先生也为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该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
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我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他把这种发现于良渚、遍布于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以黑陶为主要代表的古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1949-1978年，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由西湖博物馆（后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承担。这期间的考古发掘工作比较少，出土遗物不多。主要包括1955年长坟遗址和1963年苏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1981年，在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第一文化层发掘19座良渚文化墓葬，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地。
1982年初，对良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84年和1985年，为配合基建工程，对荀山等遗址点进行考古发掘。至此，考古工作者共发现良渚遗址30余处；对良渚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但良渚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尚未被认识。
（二）良渚遗址群考古（1986-2006年）
1986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反山遗址，发现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器1200余件（组），首次发现良渚文化部族“显贵者”专用墓地，其中12号墓出土了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及玉钺与柄上的冒镦玉饰关系，这是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因此，反山遗址被称为“良渚文化王陵”。
1987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瑶山遗址。发现了1座祭坛和13座大型贵族墓葬，出土玉器600余件（组）。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入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87年、1992年至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局部发掘莫角山台地，确定了莫角山遗址的性质和地位；2010至2016年，莫角山台地得到了持续七年的全面考古发掘，确定了围沟、房基、沙土广场等大型遗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宫殿台基的范围、结构和堆筑过程。1993年，“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莫角山遗址入选“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0年1-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汇观山遗址。汇观山遗址首次证明良渚文化的祭坛为呈阶梯状的立体结构。1991年，汇观山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内城外西南部，确认了文家山遗址以及其他一些同期遗存，之后进行了考古发掘。文家山显贵者墓葬遗址时间跨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是良渚文化历史分期的重要研究资料。
2002年9月和2003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良渚遗址分布区南侧的卞家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卞家山遗址是一处横跨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600余年，既拥有墓地与居址等丰富遗迹，又具有独特风格的良渚文化时期珍贵遗存，对研究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面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5年4-7月、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卞家山遗址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古发掘。
（三）都邑考古（2007-2014年）
2007年11月，在良渚文化核心区域——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发现总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我国最大的城址。2007-2014年，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确认了内城的四面城墙和9座城门。2007年，良渚古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良渚古城城外的其他台地，发现和发掘了美人地台地、扁担山台地，并确认上述台地与2003-2005年发掘的卞家山遗址等居址、作坊和墓葬区，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的外城。
2009-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了老虎岭遗址、岗公岭遗址等水利工程遗址，确认它们与1996-2002年发掘的塘山遗址，同属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2013年8月23日，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开幕式上，“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高票入选“2011-2012世界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以良渚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选“2011-2012年9项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这一事件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价值开始获得国际考古界的公认。
（四）良渚古国考古（2015年至今）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钟家港古河道被发掘清理，其年代、淤积过程以及河道两岸遗址的功能被初步确认。
2015年11月-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姜家山遗址，发现贵族墓葬14座。
2016年5月，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10月，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良渚遗址的主要遗存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存分布数量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中心片区，它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内涵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良渚文化繁荣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它包括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和出土器物等遗存。它的建设顺序是距今5000年前，首先建设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宫殿群和反山“王陵”，距今4800年左右，建造良渚古城内城城墙，最后建造良渚古城外城。因此，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其规划视野之宏大，建造技术之科学，令人叹为观止。
（一）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 ↑返回顶部↑
一、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
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史分为四个阶段：良渚遗址点考古、良渚遗址群考古、都邑考古、良渚古国考古。
（一）良渚遗址点考古（1936-1985年）
良渚遗址的发现：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青年职员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杭州良渚一带先后发掘了棋盘坟、横圩里、荀山东麓等6处遗址，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10余处遗址。在此基础上，施昕更先生撰写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论证了良渚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揭开了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页。同时，何天行先生也为良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该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蔡元培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
良渚文化的命名：1959年12月26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我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他把这种发现于良渚、遍布于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以黑陶为主要代表的古文化，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1949-1978年，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由西湖博物馆（后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承担。这期间的考古发掘工作比较少，出土遗物不多。主要包括1955年长坟遗址和1963年苏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
1981年，在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第一文化层发掘19座良渚文化墓葬，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地。
1982年初，对良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84年和1985年，为配合基建工程，对荀山等遗址点进行考古发掘。至此，考古工作者共发现良渚遗址30余处；对良渚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但良渚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尚未被认识。
（二）良渚遗址群考古（1986-2006年）
1986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反山遗址，发现大型墓葬11座，出土玉器1200余件（组），首次发现良渚文化部族“显贵者”专用墓地，其中12号墓出土了器形与纹样最为经典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以及玉钺与柄上的冒镦玉饰关系，这是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因此，反山遗址被称为“良渚文化王陵”。
1987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瑶山遗址。发现了1座祭坛和13座大型贵族墓葬，出土玉器600余件（组）。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入选“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87年、1992年至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局部发掘莫角山台地，确定了莫角山遗址的性质和地位；2010至2016年，莫角山台地得到了持续七年的全面考古发掘，确定了围沟、房基、沙土广场等大型遗迹的分布情况，以及宫殿台基的范围、结构和堆筑过程。1993年，“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遗址大型建筑基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莫角山遗址入选“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0年1-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汇观山遗址。汇观山遗址首次证明良渚文化的祭坛为呈阶梯状的立体结构。1991年，汇观山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内城外西南部，确认了文家山遗址以及其他一些同期遗存，之后进行了考古发掘。文家山显贵者墓葬遗址时间跨良渚文化早、中、晚三期，是良渚文化历史分期的重要研究资料。
2002年9月和2003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良渚遗址分布区南侧的卞家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卞家山遗址是一处横跨良渚文化中期至晚期600余年，既拥有墓地与居址等丰富遗迹，又具有独特风格的良渚文化时期珍贵遗存，对研究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面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5年4-7月、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卞家山遗址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古发掘。
（三）都邑考古（2007-2014年）
2007年11月，在良渚文化核心区域——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发现总面积约为2.9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同时代我国最大的城址。2007-2014年，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确认了内城的四面城墙和9座城门。2007年，良渚古城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勘探了良渚古城城外的其他台地，发现和发掘了美人地台地、扁担山台地，并确认上述台地与2003-2005年发掘的卞家山遗址等居址、作坊和墓葬区，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的外城。
2009-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了老虎岭遗址、岗公岭遗址等水利工程遗址，确认它们与1996-2002年发掘的塘山遗址，同属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2013年8月23日，在“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开幕式上，“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新发现”高票入选“2011-2012世界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以良渚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选“2011-2012年9项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这一事件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价值开始获得国际考古界的公认。
（四）良渚古国考古（2015年至今）
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钟家港古河道被发掘清理，其年代、淤积过程以及河道两岸遗址的功能被初步确认。
2015年11月-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姜家山遗址，发现贵族墓葬14座。
2016年5月，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10月，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良渚遗址的主要遗存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存分布数量最集中、规模最大的中心片区，它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内涵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是良渚文化繁荣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遗址的核心，它包括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和出土器物等遗存。它的建设顺序是距今5000年前，首先建设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莫角山宫殿群和反山“王陵”，距今4800年左右，建造良渚古城内城城墙，最后建造良渚古城外城。因此，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可谓百年大计。其规划视野之宏大，建造技术之科学，令人叹为观止。
（一）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