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10节（3 / 4）
帝国时代不仅是生物基因的扩张，而且是文化基因的扩张。在此之前，从散落在大地上的部落到部落联盟，进而到最早的文明古国，总的趋势是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广袤大陆上文化基因的多样性也相应在增加。但是，在秦汉与匈奴这样的大帝国登上欧亚大陆的舞台后，东亚地区的各路文化开始上演大鱼吃小鱼的一幕，文化基因的多样性逐渐减少，广大地区的文化面貌渐趋一致。
这是因为生物基因进化是遵循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而文化基因进化遵循的是类似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
目前流行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加入了现代基因的概念形成的，对生物进化的描述是：生物基因不断发生突变，大自然对这些突变进行选择，那些有益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会保留并扩张，那些不利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则被淘汰，整个生物种群进化得更加适应环境。
人类肤色的进化，就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描述。在大约200万年前，人类的体毛变少了，就在那个时期，人类进化出了深色皮肤基因，以避免被非洲的强烈阳光伤害，这种基因因适应环境而扩张。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来到阳光并不强烈的北部欧洲、亚洲时，深色皮肤反而成为劣势，浅色皮肤基因能够让人体合成更多维生素d，成为更适应北部欧洲、亚洲环境的基因，因此欧洲和亚洲现代智人中的浅色皮肤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达尔文式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
而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某些特征使用得越多，就进化得越有优势，于是保留并扩张；某些特征使用得越来越少，就退化，被淘汰。这就是“用进废退”。从生物基因角度看，拉马克的学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使用某个特征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基因，后代也不会获得强化这个特征的新基因。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人们经常拿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比较，批判后者的理论。
但是，在文化基因领域，一种文化使用（推崇）的人越多，就越占优势，并通过自身的扩张迅速瓦解其他文化，夺取其他文化的资源为我所用，甚至把其他文化人群转变为自己文化的信徒。这就有点儿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的味道了。
秦汉帝国向西挺进的过程中，也把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传输到西北地区，很多西北地区的戎狄文化甚至绿洲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要么彻底消失，只留下了遗址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探寻其古老文化；要么远走他乡，寻找新的家园，延续本族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
生逢帝国时代，对于弱小的文化人群是不幸的，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那些在南方地区山岭中散落的古老文化人群，与西北地区的人群有着同样的无奈。
第七章 客从何来——史诗般的人口南下洪流
高山顶上水淼淼，
白鹇拖拖过山坳。
石拐咕咕水上跳，
万顷梯田尽妖娆。
早春的深山里飘出阵阵山歌，那是梯田边劳作的人们在低吟浅唱。江西崇义客家梯田背靠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高低海拔落差达到千米，层层田块沿着山坡向上展开，最多的一处梯层达到了62层，印证了那句俗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
客家人是这处气势磅礴的梯田的创造者。早在唐宋时期，客家先民就已在群山中扎根，以自己掌握的农耕技术，因地制宜地化险峻山坡为万顷良田。客家人长期居住在江南丘陵环境之中，因此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客家文化也被称为“古汉文化活化石”。
那么，他们为何自称“客家人”呢？敢问客从何来？
群山原来的主人又是谁？他们去向何方？
克里奥尔化的华夏
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着”的说法，界定客家人的最主要标志是客家方言。客家人认为自己是汉人，讲的是古老的汉语。古老的语言与古老的文化，成为他们客居山岭所坚守的根脉。
因此，要追问客从何来，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汉从何来？
汉人这个族群是如何诞生的？汉语又是如何产生的？
众所周知，“汉人”这个名称与汉朝有关。秦末天下大乱，以项羽为首的昔日战国贵族后裔们起兵反抗秦朝的统治，最终推翻了秦朝。项羽对各路诸侯进行分封，刘邦被封为汉王，他带兵到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去。“汉中”这个名称应当来自流经该地的河流—汉水，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开启了与项羽的数年“楚汉争霸”，最终战胜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汉”来自汉中这个地方，此后汉朝、汉人、汉族等名称都与之有关。
绝大部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往往会赞美自己、贬低对手、无视他者或弱者。其实，不论是商周王朝，还是秦汉大帝国，落在地图上的版图都不完全是真实的，中央政权没有完全控制那些面积，那个版图里并不是只有商人、周人、秦人或汉人。
比如，东周的周天子居住的洛阳周围，就布满了蛮夷戎狄这些族群。史书上甚至留下了相关的描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
如果我们把汉人群体出现前的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称为华夏族群的话，蛮夷戎狄这些称呼，其实都是建立了商周的中原华夏族群对于周边族群的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那么，这些周边族群在汉人族群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的基因是否也融入了汉人族群呢？
分子生物学家选择了距今5000—750年前的8个古代人群，分析了他们的线粒体dna的情况。这8个古代人群既包括中原古代人群、山西陶寺古代人群、秦始皇陵劳工人群，也包括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以及古代鲜卑人群乃至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人群，这些古代人群整体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然后，用这8个古代人群的基因型与现代汉族的24个群体进行基因比对，寻找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群体在基因上的异同，从而揭示汉人的形成过程。
学者们的第一个发现是，所有古代人群均能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找到共享基因型的个体，而且都有一些个体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基因型，与其他现代族群不共享基因型。这说明什么呢？那8个古代人群都与现代汉人的祖先有亲缘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历史上汉人形成的洪流。比如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他们有共享基因型的个体都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同一基因型，这说明东北地区古代人群确实对汉族具有一定的基因贡献。
第二个发现是，中原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最高，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也较高，而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古代人群和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较低，鲜卑人群、匈奴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则最低。看起来，距离越近、年代越近的古代人群，对汉人形成的影响就越大；距离越远、年代越远的古代人群，影响就越小。
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对于汉人基因贡献较大的事实，佐证了我们前几章所描绘的那些场景，南西伯利亚人群南下、东进，引发由西向东的族群迁徙，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然后，匈奴与秦汉又开启了西进的浪潮，并把西北地区的氐、羌等族群纳入自己的体系。可以想见，有大量的西北古代族群先后融入华夏族群，他们的基因一代代地传递给了后来形成的汉人族群。
即使是距离中原地区很遥远的匈奴人群，也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一部分基因型。历史上看，匈奴与秦汉两大强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和频繁的战争，并相互掠夺人口，这都会造成人群间基因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接触与碰撞中，草原上的匈奴人群的基因融入了中原的汉人基因库。 ↑返回顶部↑
这是因为生物基因进化是遵循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而文化基因进化遵循的是类似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
目前流行的进化论是以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加入了现代基因的概念形成的，对生物进化的描述是：生物基因不断发生突变，大自然对这些突变进行选择，那些有益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会保留并扩张，那些不利于生物生存的突变基因则被淘汰，整个生物种群进化得更加适应环境。
人类肤色的进化，就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描述。在大约200万年前，人类的体毛变少了，就在那个时期，人类进化出了深色皮肤基因，以避免被非洲的强烈阳光伤害，这种基因因适应环境而扩张。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来到阳光并不强烈的北部欧洲、亚洲时，深色皮肤反而成为劣势，浅色皮肤基因能够让人体合成更多维生素d，成为更适应北部欧洲、亚洲环境的基因，因此欧洲和亚洲现代智人中的浅色皮肤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达尔文式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
而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生物的某些特征使用得越多，就进化得越有优势，于是保留并扩张；某些特征使用得越来越少，就退化，被淘汰。这就是“用进废退”。从生物基因角度看，拉马克的学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使用某个特征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基因，后代也不会获得强化这个特征的新基因。在进化生物学领域，人们经常拿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拉马克的进化论进行比较，批判后者的理论。
但是，在文化基因领域，一种文化使用（推崇）的人越多，就越占优势，并通过自身的扩张迅速瓦解其他文化，夺取其他文化的资源为我所用，甚至把其他文化人群转变为自己文化的信徒。这就有点儿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的味道了。
秦汉帝国向西挺进的过程中，也把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传输到西北地区，很多西北地区的戎狄文化甚至绿洲文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要么彻底消失，只留下了遗址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探寻其古老文化；要么远走他乡，寻找新的家园，延续本族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
生逢帝国时代，对于弱小的文化人群是不幸的，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那些在南方地区山岭中散落的古老文化人群，与西北地区的人群有着同样的无奈。
第七章 客从何来——史诗般的人口南下洪流
高山顶上水淼淼，
白鹇拖拖过山坳。
石拐咕咕水上跳，
万顷梯田尽妖娆。
早春的深山里飘出阵阵山歌，那是梯田边劳作的人们在低吟浅唱。江西崇义客家梯田背靠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高低海拔落差达到千米，层层田块沿着山坡向上展开，最多的一处梯层达到了62层，印证了那句俗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
客家人是这处气势磅礴的梯田的创造者。早在唐宋时期，客家先民就已在群山中扎根，以自己掌握的农耕技术，因地制宜地化险峻山坡为万顷良田。客家人长期居住在江南丘陵环境之中，因此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客家文化也被称为“古汉文化活化石”。
那么，他们为何自称“客家人”呢？敢问客从何来？
群山原来的主人又是谁？他们去向何方？
克里奥尔化的华夏
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着”的说法，界定客家人的最主要标志是客家方言。客家人认为自己是汉人，讲的是古老的汉语。古老的语言与古老的文化，成为他们客居山岭所坚守的根脉。
因此，要追问客从何来，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汉从何来？
汉人这个族群是如何诞生的？汉语又是如何产生的？
众所周知，“汉人”这个名称与汉朝有关。秦末天下大乱，以项羽为首的昔日战国贵族后裔们起兵反抗秦朝的统治，最终推翻了秦朝。项羽对各路诸侯进行分封，刘邦被封为汉王，他带兵到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去。“汉中”这个名称应当来自流经该地的河流—汉水，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开启了与项羽的数年“楚汉争霸”，最终战胜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汉”来自汉中这个地方，此后汉朝、汉人、汉族等名称都与之有关。
绝大部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往往会赞美自己、贬低对手、无视他者或弱者。其实，不论是商周王朝，还是秦汉大帝国，落在地图上的版图都不完全是真实的，中央政权没有完全控制那些面积，那个版图里并不是只有商人、周人、秦人或汉人。
比如，东周的周天子居住的洛阳周围，就布满了蛮夷戎狄这些族群。史书上甚至留下了相关的描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
如果我们把汉人群体出现前的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称为华夏族群的话，蛮夷戎狄这些称呼，其实都是建立了商周的中原华夏族群对于周边族群的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那么，这些周边族群在汉人族群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的基因是否也融入了汉人族群呢？
分子生物学家选择了距今5000—750年前的8个古代人群，分析了他们的线粒体dna的情况。这8个古代人群既包括中原古代人群、山西陶寺古代人群、秦始皇陵劳工人群，也包括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以及古代鲜卑人群乃至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人群，这些古代人群整体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然后，用这8个古代人群的基因型与现代汉族的24个群体进行基因比对，寻找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群体在基因上的异同，从而揭示汉人的形成过程。
学者们的第一个发现是，所有古代人群均能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找到共享基因型的个体，而且都有一些个体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基因型，与其他现代族群不共享基因型。这说明什么呢？那8个古代人群都与现代汉人的祖先有亲缘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历史上汉人形成的洪流。比如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他们有共享基因型的个体都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同一基因型，这说明东北地区古代人群确实对汉族具有一定的基因贡献。
第二个发现是，中原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最高，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也较高，而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古代人群和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较低，鲜卑人群、匈奴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则最低。看起来，距离越近、年代越近的古代人群，对汉人形成的影响就越大；距离越远、年代越远的古代人群，影响就越小。
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对于汉人基因贡献较大的事实，佐证了我们前几章所描绘的那些场景，南西伯利亚人群南下、东进，引发由西向东的族群迁徙，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然后，匈奴与秦汉又开启了西进的浪潮，并把西北地区的氐、羌等族群纳入自己的体系。可以想见，有大量的西北古代族群先后融入华夏族群，他们的基因一代代地传递给了后来形成的汉人族群。
即使是距离中原地区很遥远的匈奴人群，也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一部分基因型。历史上看，匈奴与秦汉两大强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和频繁的战争，并相互掠夺人口，这都会造成人群间基因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接触与碰撞中，草原上的匈奴人群的基因融入了中原的汉人基因库。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