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8节（2 / 4）
在“城市”的中东部，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或许他们会戴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饰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土地上的民众人丁兴旺。
二里头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是一处都邑性质的所在，其统治力控制着辐射向四周很广的区域。
按照前文所说的文明标准，二里头社会已经具备了冶金术、城市以及信仰体系。尽管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证据，但它所显示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已经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国的门槛。考虑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续了二里头社会称雄中原地区，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
与大陆西边的一些文明如巴比伦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特的气质。与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导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围绕祖先崇拜构筑起自己的文明结构。
这种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早在5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现了一批泥砖建筑城市—苏美尔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城市群之一。苏美尔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两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这些苏美尔城市的出现，与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陆地上的商队与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
在苏美尔城市中，居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贵族，统治着当地的农民和奴隶，在城市周边拥有耕地；第二类是商人，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随从、水手们；第三类是祭司，他们也拥有土地、牧场和大量劳工，但与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是神灵在人间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庙、供奉物产以取悦神灵。苏美尔祭司们的权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负责执行城市事务的首领。
在苏美尔城市出现之前，当地只有一些狩猎采集者，所以苏美尔人最初是“外来户”，他们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海路和陆路贸易，促进城市发展。作为“外来户”，要维系自己的统治，苏美尔人的上层选择了依靠宗教来树立权威、团结民众。宗教中的神灵虚无缥缈，具有超越族群差别和阶层差异的普适性，便于苏美尔上层统治本地原住民，以及从各地迁移而来的新住民。
以宗教立城、以神权治国，这正是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注重贸易财富的外来祭司主导了两河流域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继承和发扬。
从苏美尔文明的出现与演变来观察中华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们会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良渚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突然之间”在江南地区勃发的，而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暗示我们，良渚文化的上层神职人员，说不定也是“外来户”，他们从远方迁入江南地区后，以自己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他们可能还携带了远超过南方本地的玉器技术而来），构建了他们的地上天国，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乃至最早的中华文明形态，就与苏美尔文明南辕北辙了。
考古遗址告诉后人，中原地区城市群的出现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农耕聚落，以周边的农田养活部落民众；然后聚落不断壮大，最终有些聚落成长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贸易功能。中华大地是先有农田，再有城市，而两河流域是先有贸易城市，再有配套农耕聚落，两者路径截然不同。
既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是从更古老的农耕聚落一步步扩大而来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领及其亲属“代劳”了，部落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首领，当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长，或者即便他们不是每个角色都担任，也是由自己的亲族来分担某些角色。
每个部落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是亲密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就变得比对共同神灵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有利于首领统治民众和团结民众。很多时候，部落的祖先就相当于本族群的“神灵”一样的存在。
即便各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朝着最早的中国迈进，对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维系血缘关系较近的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武器。因为广阔的中原大地是农耕沃土，广泛的部落联盟以农耕为根基，正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农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国，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为最早的中国的精神根脉和信仰支柱。最早的中国，即是祖先的家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早的中国，是本土物产与思想文化的漫长积淀、外来物产与异域文化的涓涓流入，以及气候巨变合力孕育出来的文明果实。当中华大地一脚跨入文明古国的殿堂时，等待我们祖先的命运并不是岁月静好的田园恋歌，而是疾风暴雨的文明碰撞。
小贴士 虫牙里藏着陶寺人民食谱
现代人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会刷牙。牙医甚至建议，每次用餐之后都应该刷牙。刷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龋齿。龋齿也叫虫牙、蛀牙，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龋齿，但是一般来说，食物中所含有的糖分是我们牙齿的最大敌人。
古代人的牙齿卫生问题更严重，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够分泌酸性物质的细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外国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古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5.3%，平均为1.3%；狩猎采集和农业混合经济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44%~10.3%，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为2.1%~26.9%，平均为8.6%。另有学者指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低，只有0.2%~0.9%。
也就是说，越是依赖农作物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龋齿发生比例就越高。
于是，通过分析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学者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而推断他们所身处的社会阶段。
就拿山西陶寺文化来说，这个古老文化活跃在距今4300—3900年前，与陕西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陶寺遗址中有墓葬和灰坑，里面分别出土了人类骨骼。从随葬品和建筑规格看，墓葬人群应该是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灰坑人群则是平民百姓。对陶寺遗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另外，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表明，哺乳动物占有绝对优势，包括猪、牛、羊和狗等，其中猪骨最多，据此推测当时陶寺人群获取肉食的来源主要是驯化动物。
那么，陶寺人群的食谱是怎样的呢？通过对古人遗骸牙齿中龋齿的统计，学者们发现，陶寺人群的龋齿率大概在3%，其中墓葬人群2.9%，灰坑人群3.1%，两者差别不大。看起来，陶寺人群虽然拥有了出色的农作物和农业技术，但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类，使得他们的龋齿率并不高。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陶寺人群牙齿的磨损情况，发现他们的牙齿磨损也不严重，这显然与他们食谱中有很多柔软的肉类有关。而且，对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他们的食谱挺固定的。
从陶寺文化的案例看，即使古人掌握了很好的农耕技术，也并不一定就要让农作物主粮占据食谱的绝大部分。植物性的主粮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口感和营养上是比较糟糕的，因此古人在有条件获得其他食物特别是肉类的情况下，还是会让自己的餐桌尽量丰富起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红山文化—比陶寺文化更早的东北地区古文化。红山人群的龋齿率为1%~2%，这当然和红山文化的农业水平可能比陶寺文化低一点儿有关系，但也说明红山人群能够获得其他食物来源，特别是由于靠近丛林和草原，可以通过狩猎或畜牧获得肉食，因此不必过度依赖农耕获得的粮食。
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宫殿和城墙被毁，贵族墓地遭到破坏，很多人被杀害。对于陶寺文化的结束到底是内部叛乱还是外来入侵导致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中。至少我们从龋齿反映的食谱来看，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与下层百姓在饮食上是比较相近的，不太容易产生内部激烈冲突。
小小的虫牙好似穿越时空的芯片，提供给人们了解古老文化的宝贵信息。
第五章 西域争雄——压向东土的多米诺骨牌
“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古墓中的女性干尸，并把她称作“微笑公主”。贝格曼与“微笑公主”相遇的那一年是1934年，贝格曼31岁，而“微笑公主”大概3800岁了，当然，这是指她的肉身存在的时间长度。 ↑返回顶部↑
二里头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是一处都邑性质的所在，其统治力控制着辐射向四周很广的区域。
按照前文所说的文明标准，二里头社会已经具备了冶金术、城市以及信仰体系。尽管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证据，但它所显示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已经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国的门槛。考虑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续了二里头社会称雄中原地区，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
与大陆西边的一些文明如巴比伦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特的气质。与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导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围绕祖先崇拜构筑起自己的文明结构。
这种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早在5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现了一批泥砖建筑城市—苏美尔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城市群之一。苏美尔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两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这些苏美尔城市的出现，与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陆地上的商队与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
在苏美尔城市中，居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贵族，统治着当地的农民和奴隶，在城市周边拥有耕地；第二类是商人，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随从、水手们；第三类是祭司，他们也拥有土地、牧场和大量劳工，但与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是神灵在人间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庙、供奉物产以取悦神灵。苏美尔祭司们的权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负责执行城市事务的首领。
在苏美尔城市出现之前，当地只有一些狩猎采集者，所以苏美尔人最初是“外来户”，他们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海路和陆路贸易，促进城市发展。作为“外来户”，要维系自己的统治，苏美尔人的上层选择了依靠宗教来树立权威、团结民众。宗教中的神灵虚无缥缈，具有超越族群差别和阶层差异的普适性，便于苏美尔上层统治本地原住民，以及从各地迁移而来的新住民。
以宗教立城、以神权治国，这正是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注重贸易财富的外来祭司主导了两河流域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继承和发扬。
从苏美尔文明的出现与演变来观察中华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们会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良渚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突然之间”在江南地区勃发的，而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暗示我们，良渚文化的上层神职人员，说不定也是“外来户”，他们从远方迁入江南地区后，以自己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他们可能还携带了远超过南方本地的玉器技术而来），构建了他们的地上天国，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乃至最早的中华文明形态，就与苏美尔文明南辕北辙了。
考古遗址告诉后人，中原地区城市群的出现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农耕聚落，以周边的农田养活部落民众；然后聚落不断壮大，最终有些聚落成长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贸易功能。中华大地是先有农田，再有城市，而两河流域是先有贸易城市，再有配套农耕聚落，两者路径截然不同。
既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是从更古老的农耕聚落一步步扩大而来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现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领及其亲属“代劳”了，部落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首领，当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长，或者即便他们不是每个角色都担任，也是由自己的亲族来分担某些角色。
每个部落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是亲密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就变得比对共同神灵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有利于首领统治民众和团结民众。很多时候，部落的祖先就相当于本族群的“神灵”一样的存在。
即便各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朝着最早的中国迈进，对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维系血缘关系较近的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武器。因为广阔的中原大地是农耕沃土，广泛的部落联盟以农耕为根基，正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农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国，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为最早的中国的精神根脉和信仰支柱。最早的中国，即是祖先的家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早的中国，是本土物产与思想文化的漫长积淀、外来物产与异域文化的涓涓流入，以及气候巨变合力孕育出来的文明果实。当中华大地一脚跨入文明古国的殿堂时，等待我们祖先的命运并不是岁月静好的田园恋歌，而是疾风暴雨的文明碰撞。
小贴士 虫牙里藏着陶寺人民食谱
现代人只要条件允许，每天都会刷牙。牙医甚至建议，每次用餐之后都应该刷牙。刷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龋齿。龋齿也叫虫牙、蛀牙，很多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龋齿，但是一般来说，食物中所含有的糖分是我们牙齿的最大敌人。
古代人的牙齿卫生问题更严重，他们所吃的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分解后，滋生能够分泌酸性物质的细菌，腐蚀牙齿，形成龋齿。外国学者们经过统计发现，古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5.3%，平均为1.3%；狩猎采集和农业混合经济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为0.44%~10.3%，平均为4.8%；农业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高，为2.1%~26.9%，平均为8.6%。另有学者指出，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最低，只有0.2%~0.9%。
也就是说，越是依赖农作物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多，古人的龋齿发生比例就越高。
于是，通过分析古代人群的龋齿发生比例，学者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饮食结构，进而推断他们所身处的社会阶段。
就拿山西陶寺文化来说，这个古老文化活跃在距今4300—3900年前，与陕西石峁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陶寺遗址中有墓葬和灰坑，里面分别出土了人类骨骼。从随葬品和建筑规格看，墓葬人群应该是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灰坑人群则是平民百姓。对陶寺遗址的植物考古表明，陶寺文化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种植的农作物以粟为主。另外，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表明，哺乳动物占有绝对优势，包括猪、牛、羊和狗等，其中猪骨最多，据此推测当时陶寺人群获取肉食的来源主要是驯化动物。
那么，陶寺人群的食谱是怎样的呢？通过对古人遗骸牙齿中龋齿的统计，学者们发现，陶寺人群的龋齿率大概在3%，其中墓葬人群2.9%，灰坑人群3.1%，两者差别不大。看起来，陶寺人群虽然拥有了出色的农作物和农业技术，但是他们的饮食结构中包含相当多的非碳水化合物，比如肉类，使得他们的龋齿率并不高。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陶寺人群牙齿的磨损情况，发现他们的牙齿磨损也不严重，这显然与他们食谱中有很多柔软的肉类有关。而且，对人骨中微量元素的分析，揭示出陶寺人群在早期和晚期的食肉量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他们的食谱挺固定的。
从陶寺文化的案例看，即使古人掌握了很好的农耕技术，也并不一定就要让农作物主粮占据食谱的绝大部分。植物性的主粮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口感和营养上是比较糟糕的，因此古人在有条件获得其他食物特别是肉类的情况下，还是会让自己的餐桌尽量丰富起来。
类似的例子还有红山文化—比陶寺文化更早的东北地区古文化。红山人群的龋齿率为1%~2%，这当然和红山文化的农业水平可能比陶寺文化低一点儿有关系，但也说明红山人群能够获得其他食物来源，特别是由于靠近丛林和草原，可以通过狩猎或畜牧获得肉食，因此不必过度依赖农耕获得的粮食。
陶寺文化的消失是比较突然的，在末期那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宫殿和城墙被毁，贵族墓地遭到破坏，很多人被杀害。对于陶寺文化的结束到底是内部叛乱还是外来入侵导致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中。至少我们从龋齿反映的食谱来看，陶寺文化的上层贵族与下层百姓在饮食上是比较相近的，不太容易产生内部激烈冲突。
小小的虫牙好似穿越时空的芯片，提供给人们了解古老文化的宝贵信息。
第五章 西域争雄——压向东土的多米诺骨牌
“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带子的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唇与露出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一个永恒的微笑。”
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古墓中的女性干尸，并把她称作“微笑公主”。贝格曼与“微笑公主”相遇的那一年是1934年，贝格曼31岁，而“微笑公主”大概3800岁了，当然，这是指她的肉身存在的时间长度。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