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7节(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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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家绵羊有所不同的是,黄牛进入中国还有一条西南方向的路线。瘤牛在印度河河谷得到驯化后,在南亚、东南亚传播,然后从云南进入中国,再继续扩散。在云南大理美丽的洱海里有一处银梭岛,岛上的远古遗址中曾出土过黄牛骨骼。
  绵羊与黄牛携手走入中华大地,不仅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肉类、奶类食物以及毛皮御寒材料,还改变了祖先的文化习俗。
  我们知道,猪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动物,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的很多遗址中,古人都以猪来祭祀和随葬,偶尔也使用狗,这是另一种本土驯化动物。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遗址中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与随葬的现象,并且越来越普遍。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外来物种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驯化的猪和狗。到商代,这种祭祀文化上的“动物歧视”更加登峰造极了,商代有两种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形式—“太牢”和“少牢”。“太牢”是商王一级的祭祀,必须牛、羊、猪三牲齐备;“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只用羊、猪两牲。所以,如果对几种动物在祖先心目中的地位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牛、羊、猪、狗,黄牛的地位最为崇高。“牺牲”二字的偏旁,都是“牛”字,就是因为牛是最高级的祭祀品。商朝人流行占卜,黄牛的肩胛骨被用来做卜骨。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黄牛的骨头是重要的材料,用于制作骨器。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力气大且性情温顺的黄牛开始被用于农耕劳作,成为农民的好帮手。
  文明硬币的两面
  至此,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
  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
  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正如上一章我们谈到的,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的。
  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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