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6节（3 / 4）
石峁遗址中已出土几处彩绘几何纹壁画，均发现于城墙或城门上，据此可以推断它们是用来装饰城墙的。这些壁画年代并不相同，可能为不同时代翻修城墙时所留下的。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等颜色绘出几何图案。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彩绘壁画已经使用了起稿线。起稿是壁画绘画中的一种工艺，就是在正式作画之前的一种轻描的图案。此前国内已知最早使用起稿线的壁画是在唐代壁画里发现的。而石峁遗址中发现的壁画，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绘制的。也就是说，这次发现一下子就把唐代先进的绘画技术的诞生时间往前推了几千年。
抛开艺术价值不谈，石峁古人为什么要在城墙上彩绘壁画？难道只是为了美化居所、赏心悦目吗？当然不是，城墙上的壁画与城墙里的玉器的功能是类似的，石峁古人通过壁画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这愿望可能也是与增强军事防御相关的。
更为可怕的发现是以人为祭祀品。考古学家在石峁古城外城东门城墙附近清理出两处遗迹，每一处遗迹里面集中摆放着24具头骨。经过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上有明显的砍斫和灼烧痕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悲惨的死者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此外，在城址夹道间、城墙通道上、地表活动面上，也发掘出了数十具头骨，他们应该也是作为牺牲之用。石峁古人通过这种血腥的献祭活动，再次祈求神灵能够保佑城池永固。
4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粟、黍、菽这些旱地作物生长的好地方。石峁古城周边的农耕水平已经比较发达，支撑起了石峁文化的繁荣，让石峁古人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巨大的城池，积累各种财富。重重防御的城池，也表明石峁的财富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周边势力的觊觎，战争和侵扰可能比较频繁。那些被杀死作为牺牲的人，很有可能来自通过战争劫掠的人员。
坐拥石峁古城展现出的强大实力，石峁古人到底面对着什么威胁，令他们即使躲在牢固的城墙内也寝食难安呢？
威胁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但是能够和敢于突袭石峁古城的人群，最大的可能来自北方草原。
马：我从草原来
人类所驾驭的马属于家马，来自对自然界的野马的驯化。与上一章所说的狗的命运类似，远古人类一开始只是把马作为一种食物来源，他们要么采取集体围猎的方式捕杀野马为食，要么在其他猛兽杀死野马时集体出动，赶跑猛兽，夺取野马肉。
考古学家在中国山西北部的一处远古人类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野马骨骼，发现几万年前的北方祖先们就捕猎野马。在冰河时代，他们不仅具备了大规模捕猎野马群体的能力，而且能够有所选择地只捕猎壮年野马，因为壮年野马的脂肪和肉量比较多。
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出现，古人在粮食充沛的日子里，偶尔捕捉到的小马也就不急于杀死吃掉，而是先养起来。久而久之，野马逐渐变成了家马。
最早的家马可能诞生于距今6000—5500年前，地点是中亚地区，考古学家在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遗址中找到了若干古老的烹饪器具，从中提取出马奶的成分；遗址中还出土了十几个马颌骨，骨头上有缰绳造成的损伤。这些发现表明，当时的古人已经有了饲养家马的牧场，并且长期饮用马奶，用力气很大的马来帮忙干活。
所以，家马应该是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的。中国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一种普氏野马，在中国许多古人类遗址中都曾经出土这种野马的遗骸，范围从新疆西部到台湾海峡一带。考虑到普氏野马在历史上的广泛地理分布，以及欧亚草原史前人类的频繁活动，一些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早期的家马源自普氏野马。但是，古代家马与普氏野马的线粒体dna分析表明，普氏野马与中国古代家马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远，并不是中国古代家马的祖先。中国古代家马的母系基因来源复杂，说明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很早的时代。追根溯源，中国家马的祖先应该也来自中亚地区。
当野马变成了家马时，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命运就被改写了，而且它们的地位比由狼驯化而来的狗高得多。马的牵引力和驮力可以帮助古人大量运输物品，提高了古人的迁移能力。更令人欣喜的是马奔跑时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它让人类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极限，拥有了迅速到达远方的能力。一开始，人类可能还不善于骑马，也缺少骑马所需的固定身体的装备，但是至少他们是可以骑在马背上长距离迁徙的。
最晚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广泛采用骑马进行移动的游牧群体就向欧亚大陆草原带的四面八方扩散，甚至冲出草原地带，进入农耕人群的世界。比如在家马刚刚出现不久的草原带西端的乌克兰地区，草原人群就开始与农耕人群交换他们的牲畜、兽皮和羊毛，并且很快，草原人群开始时不时地骑马突袭农耕社会的村镇，抢劫农耕人群的财物。
马、牛、骆驼等大型食草动物的驯化，给远古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游牧。古人发现，他们可以借助驯化的动物在草原上生活，脱离或者部分脱离农耕生活方式。所以，游牧其实是从农耕社会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古老的渔猎采集方式过渡来的。毕竟，驯化大型动物是以农耕社会的粮食积累为前提进行的。
游牧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粹的游牧方式，游牧人群整体赶着牧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走，他们在一年中会在若干个牧场停留，最后又回到起点。有大型动物的帮忙，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变得很广阔，达到方圆数百千米。从蒙古高原到中亚草原，再到西亚和北非的草场，历史上大量的牧民是从事纯粹的游牧生活的。
另一种游牧方式是季节性游牧，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农耕村庄里，而另一部分人赶着牲畜活动，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在某个季节比如夏季赶着牲畜前往高山牧场，游牧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还会从事农耕、采集和其他副业。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华夏地区。在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大地上，家马似乎是较晚且突然出现的。考古学家很早就发现，家马和马车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朝晚期突然大量出现，在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河南、陕西、山东等商朝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用于殉葬与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里面也发现了马的遗骸。在商朝晚期之前的很长时段里，在距今4000—3300年前的遗址中，极少出土马的遗骸。更早的远古时期的马的遗骸，主要是作为食物的野马，并非家马。
而且，在欧亚大陆的西部，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四轮马车到双轮马车、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牛拉车到马拉车的发展序列。但是商朝晚期突然出现的马车，直接就是有辐的双轮车，马车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大地缺乏把家马逐步驯化的过程，以及马车由最初发明到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这再次证明，家马的驯化和马车的发明都不是在中华大地进行的，商朝晚期出现的家马和马车应该是从外界输入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把中华大地的范围囊括到北方的草原，我们会发现，中国北方草原可能比中原地区更早接触到家马和马车。
比如内蒙古东南部的喀喇沁旗，在距今4300—3600年前属于一个较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势力范围。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时期的4匹马的马骨，基本判定都属于家马。从这些马的dna分析，这里的马匹可能来源复杂，当时这里的古人可能与周边频繁进行马匹的交流活动。喀喇沁旗位于欧亚草原带的东端，向南越过燕山山脉就进入中原地区。携带着家马和马车技术的游牧人群在草原内不断扩张，估计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已经扩张到了蒙古高原。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区域应该比中原地区更容易接触到从中亚沿着草原带传播的家马和马车技术。
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回答前面的问题：石峁古城的建造者到底在防御谁？他们可能是在防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马车和马匹，经常快速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
在验证这个回答时，基因技术再次展现了奇妙的一面。石峁古城不是出土了一些祭祀所杀的人的遗骨吗？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祭祀坑里的死者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这说明他们的家乡在石峁的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带。
石峁文化人群要么就是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要么就是与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而那些游牧人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却与石峁文化人群的关系较远。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带劫掠回来的人员。现代基因技术虽然不能挽救他们的凄惨命运，但是至少可以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是哪里。
那么，石峁古城的“自家人”又是什么人群呢？基因分析表明，他们与当时盘踞在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这些人群应该都是仰韶温暖期中的农耕社会在人口不断膨胀、扩散后形成的各地文化人群。家马和马车技术在草原上的传播，给农耕人群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游牧人群。农耕人群与游牧人群在历史上的对峙和融合，将旷日持久，直到近代。
不论农耕人群还是游牧人群，在生物学上都属于人科人属现代智人种，都是走出非洲的智人祖先的后代，在智商和智慧上属于同一级别，因此家马和马车技术并不会只掌握在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手中。中华大地上的农耕人群自古以来就有拿来主义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打破了游牧人群对家马和马车的技术垄断。
从晚商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各个人群在中原逐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骑兵和战车，而家马和马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就更频繁了。农耕社会对于马的喜爱丝毫不亚于草原社会。
比如在陕西省咸阳市一处西周中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4具家马的骨骼，它们的线粒体dna检测结果十分有趣。这4匹马的基因型都比较疏远，其中2匹马的基因与中亚和欧洲家马的基因相近。显然这不是有人骑着马一路从欧洲跑到了东亚，而是当时的人群在马的贸易上非常频繁，因此某个地方的马会被频繁转手，几代之后，某类马就出现在了几千千米之外的远方，它们所携带的基因也随之漂流。4匹家马来源不同，暗示西周与周边人群之间的马匹贸易以及其他贸易是很频繁的。 ↑返回顶部↑
抛开艺术价值不谈，石峁古人为什么要在城墙上彩绘壁画？难道只是为了美化居所、赏心悦目吗？当然不是，城墙上的壁画与城墙里的玉器的功能是类似的，石峁古人通过壁画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这愿望可能也是与增强军事防御相关的。
更为可怕的发现是以人为祭祀品。考古学家在石峁古城外城东门城墙附近清理出两处遗迹，每一处遗迹里面集中摆放着24具头骨。经过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上有明显的砍斫和灼烧痕迹。考古学家认为，这些悲惨的死者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此外，在城址夹道间、城墙通道上、地表活动面上，也发掘出了数十具头骨，他们应该也是作为牺牲之用。石峁古人通过这种血腥的献祭活动，再次祈求神灵能够保佑城池永固。
4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粟、黍、菽这些旱地作物生长的好地方。石峁古城周边的农耕水平已经比较发达，支撑起了石峁文化的繁荣，让石峁古人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修建巨大的城池，积累各种财富。重重防御的城池，也表明石峁的财富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周边势力的觊觎，战争和侵扰可能比较频繁。那些被杀死作为牺牲的人，很有可能来自通过战争劫掠的人员。
坐拥石峁古城展现出的强大实力，石峁古人到底面对着什么威胁，令他们即使躲在牢固的城墙内也寝食难安呢？
威胁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但是能够和敢于突袭石峁古城的人群，最大的可能来自北方草原。
马：我从草原来
人类所驾驭的马属于家马，来自对自然界的野马的驯化。与上一章所说的狗的命运类似，远古人类一开始只是把马作为一种食物来源，他们要么采取集体围猎的方式捕杀野马为食，要么在其他猛兽杀死野马时集体出动，赶跑猛兽，夺取野马肉。
考古学家在中国山西北部的一处远古人类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野马骨骼，发现几万年前的北方祖先们就捕猎野马。在冰河时代，他们不仅具备了大规模捕猎野马群体的能力，而且能够有所选择地只捕猎壮年野马，因为壮年野马的脂肪和肉量比较多。
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出现，古人在粮食充沛的日子里，偶尔捕捉到的小马也就不急于杀死吃掉，而是先养起来。久而久之，野马逐渐变成了家马。
最早的家马可能诞生于距今6000—5500年前，地点是中亚地区，考古学家在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遗址中找到了若干古老的烹饪器具，从中提取出马奶的成分；遗址中还出土了十几个马颌骨，骨头上有缰绳造成的损伤。这些发现表明，当时的古人已经有了饲养家马的牧场，并且长期饮用马奶，用力气很大的马来帮忙干活。
所以，家马应该是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的。中国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一种普氏野马，在中国许多古人类遗址中都曾经出土这种野马的遗骸，范围从新疆西部到台湾海峡一带。考虑到普氏野马在历史上的广泛地理分布，以及欧亚草原史前人类的频繁活动，一些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早期的家马源自普氏野马。但是，古代家马与普氏野马的线粒体dna分析表明，普氏野马与中国古代家马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远，并不是中国古代家马的祖先。中国古代家马的母系基因来源复杂，说明它们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很早的时代。追根溯源，中国家马的祖先应该也来自中亚地区。
当野马变成了家马时，它们在人类社会中的命运就被改写了，而且它们的地位比由狼驯化而来的狗高得多。马的牵引力和驮力可以帮助古人大量运输物品，提高了古人的迁移能力。更令人欣喜的是马奔跑时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它让人类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极限，拥有了迅速到达远方的能力。一开始，人类可能还不善于骑马，也缺少骑马所需的固定身体的装备，但是至少他们是可以骑在马背上长距离迁徙的。
最晚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广泛采用骑马进行移动的游牧群体就向欧亚大陆草原带的四面八方扩散，甚至冲出草原地带，进入农耕人群的世界。比如在家马刚刚出现不久的草原带西端的乌克兰地区，草原人群就开始与农耕人群交换他们的牲畜、兽皮和羊毛，并且很快，草原人群开始时不时地骑马突袭农耕社会的村镇，抢劫农耕人群的财物。
马、牛、骆驼等大型食草动物的驯化，给远古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游牧。古人发现，他们可以借助驯化的动物在草原上生活，脱离或者部分脱离农耕生活方式。所以，游牧其实是从农耕社会衍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古老的渔猎采集方式过渡来的。毕竟，驯化大型动物是以农耕社会的粮食积累为前提进行的。
游牧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粹的游牧方式，游牧人群整体赶着牧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走，他们在一年中会在若干个牧场停留，最后又回到起点。有大型动物的帮忙，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变得很广阔，达到方圆数百千米。从蒙古高原到中亚草原，再到西亚和北非的草场，历史上大量的牧民是从事纯粹的游牧生活的。
另一种游牧方式是季节性游牧，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农耕村庄里，而另一部分人赶着牲畜活动，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在某个季节比如夏季赶着牲畜前往高山牧场，游牧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还会从事农耕、采集和其他副业。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华夏地区。在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大地上，家马似乎是较晚且突然出现的。考古学家很早就发现，家马和马车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朝晚期突然大量出现，在包括安阳殷墟在内的河南、陕西、山东等商朝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用于殉葬与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里面也发现了马的遗骸。在商朝晚期之前的很长时段里，在距今4000—3300年前的遗址中，极少出土马的遗骸。更早的远古时期的马的遗骸，主要是作为食物的野马，并非家马。
而且，在欧亚大陆的西部，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四轮马车到双轮马车、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牛拉车到马拉车的发展序列。但是商朝晚期突然出现的马车，直接就是有辐的双轮车，马车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大地缺乏把家马逐步驯化的过程，以及马车由最初发明到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这再次证明，家马的驯化和马车的发明都不是在中华大地进行的，商朝晚期出现的家马和马车应该是从外界输入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把中华大地的范围囊括到北方的草原，我们会发现，中国北方草原可能比中原地区更早接触到家马和马车。
比如内蒙古东南部的喀喇沁旗，在距今4300—3600年前属于一个较为繁盛的古老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势力范围。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了这个时期的4匹马的马骨，基本判定都属于家马。从这些马的dna分析，这里的马匹可能来源复杂，当时这里的古人可能与周边频繁进行马匹的交流活动。喀喇沁旗位于欧亚草原带的东端，向南越过燕山山脉就进入中原地区。携带着家马和马车技术的游牧人群在草原内不断扩张，估计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已经扩张到了蒙古高原。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区域应该比中原地区更容易接触到从中亚沿着草原带传播的家马和马车技术。
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回答前面的问题：石峁古城的建造者到底在防御谁？他们可能是在防御日益强大起来的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游牧人群借助马车和马匹，经常快速突袭石峁文化的控制地区。
在验证这个回答时，基因技术再次展现了奇妙的一面。石峁古城不是出土了一些祭祀所杀的人的遗骨吗？学者们对石峁遗址出土的76具人头骨进行了dna检测，并与当时其他区域的古人遗骨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些死者与石峁内城区域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他们不是石峁古城的“自家人”。祭祀坑里的死者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遗传关系比较接近，这说明他们的家乡在石峁的北方或者东北方的草原带。
石峁文化人群要么就是与东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要么就是与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游牧人群有激烈的冲突，而那些游牧人群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在基因上是相似的，却与石峁文化人群的关系较远。祭祀坑中那些悲惨的死者，可能是石峁文化人群在战争中抓获的战俘，或者出击草原带劫掠回来的人员。现代基因技术虽然不能挽救他们的凄惨命运，但是至少可以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家乡是哪里。
那么，石峁古城的“自家人”又是什么人群呢？基因分析表明，他们与当时盘踞在山西中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这些人群应该都是仰韶温暖期中的农耕社会在人口不断膨胀、扩散后形成的各地文化人群。家马和马车技术在草原上的传播，给农耕人群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游牧人群。农耕人群与游牧人群在历史上的对峙和融合，将旷日持久，直到近代。
不论农耕人群还是游牧人群，在生物学上都属于人科人属现代智人种，都是走出非洲的智人祖先的后代，在智商和智慧上属于同一级别，因此家马和马车技术并不会只掌握在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手中。中华大地上的农耕人群自古以来就有拿来主义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打破了游牧人群对家马和马车的技术垄断。
从晚商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各个人群在中原逐鹿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骑兵和战车，而家马和马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就更频繁了。农耕社会对于马的喜爱丝毫不亚于草原社会。
比如在陕西省咸阳市一处西周中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4具家马的骨骼，它们的线粒体dna检测结果十分有趣。这4匹马的基因型都比较疏远，其中2匹马的基因与中亚和欧洲家马的基因相近。显然这不是有人骑着马一路从欧洲跑到了东亚，而是当时的人群在马的贸易上非常频繁，因此某个地方的马会被频繁转手，几代之后，某类马就出现在了几千千米之外的远方，它们所携带的基因也随之漂流。4匹家马来源不同，暗示西周与周边人群之间的马匹贸易以及其他贸易是很频繁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