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记（出版书） 第2节（2 / 4）
魏敦瑞的巨人假说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他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进化猜测—多中心假说，几乎就是现今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提出并坚持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翻版。
受到魏敦瑞学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在自己的著作《种族的起源》一书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多地区起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可以分为5个种族，分别是高加索人种（欧洲白人）、蒙古人种（黄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原住民）、尼格罗人种（非洲黑人）和开普人种（非洲科伊桑人），它们是分别进化而来的，彼此间只有很少的基因交流。由于进化速度并不一样，因此各个种族文明程度有所不同。
当时，在非洲已经出土了非常古老的人类化石，库恩对此的解释是，非洲大陆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但那里只是人类的“幼儿园”，欧亚大陆才是人类的“学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从非洲大陆走了出来，然后分别进化成了现在的5个种族。他借用欧洲人使用的多杈烛台的形状，对自己的假说做了比喻—5个种族好比是5根烛托，它们虽然共用一个基座，但很快就从根部开始分支了，各自进化成了现代人类。所以，多地区起源假说也被称为“烛台理论”。
库恩的假说里包含了种族歧视的味道，因此一问世就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不过，他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一些科学观点，还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甚至赞同。
此后，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一批古人类学家进一步发扬了魏敦瑞、库恩的科学观点，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简单来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就是在库恩的“烛台”的每支蜡烛之间，又加上了很多横向的连接线，表示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基因交流。魏敦瑞和库恩所提出的“各地古人类分别进化为现代人类”的观点，得到了这部分学者的肯定和坚持。他们认为，东亚的现代人是从东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欧洲和西亚的现代人是从欧洲和西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非洲的现代人则是从非洲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我们可以通俗地称呼这批学者为“化石派”。
自从周口店北京人被发现以来，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以及古人类使用的各式各样的石器。化石派从这些发现中找到了若干关键性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分量的证据，莫过于铲形门齿和石器演化了。
什么是铲形门齿呢？
现在，请用你的舌头舔一舔两颗上门牙的口腔内侧面。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门牙两侧有略突出的棱？当你的舌头在两颗上门牙内侧左右滑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走过了一条m字形的路线？
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拥有铲形门齿，即你的上门牙像两侧卷起、中间平坦的铲子。
据统计，现代中国人中有80%~9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这种牙齿特征在东亚现代人和印第安人中比例非常高；现代欧洲人中只有1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在现代非洲人中这一比例则是15%左右。令人惊奇的是，有学者搜集了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古人牙齿信息，发现除了新疆地区出土的牙齿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人上门牙全都是铲形门齿。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古人类学家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只要是保存下来的上门牙，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铲形门齿。不论是号称有170万年历史的云南元谋人，还是距今7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抑或是几万年前的河套人，都具有相同类型的上门牙。
一位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的学者感慨说：“我真的想不出中国的生活环境中有哪个因素会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有铲形门齿，非铲形门齿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只能被淘汰。”因此，铲形门齿的特征似乎只能是通过中国的古人类一代代遗传，最终遗传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变成了现代中国人。
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类型。
追忆往昔，远古人类刚刚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并不比那些黑猩猩邻居强太多。他们能够制作的工具，仅限于粗浅地利用石头和木头制作而成的工具。
距今330万年前，在今东非肯尼亚境内，古人类打造出了最早的石制品，那只是一些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能够用于砍和砸，使得他们的狩猎采集活动和食物加工活动变得更加有效率。这就是古人类石器时代开始时的状态。古人类学家把这个时期的石器技术叫作第一模式，或者按照专业术语，叫作奥杜威技术。
第一模式经历了漫长的100多万年的发展，到距今170万年前，东非的古人类终于有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略微精湛了一些，能够打造出很多种类的石器，特别是一种两面对称、外形修长、一端尖锐而另一端宽厚的手斧，握在手中，简直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必备武器。当然，那时候古人类的手斧主要用于狩猎野兽，而不是自相残杀。按照专业的说法，这个时期属于第二模式，古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叫作阿舍利技术。
又是漫长的100多万年之后，到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再次厚积薄发，制作出了更为先进的石器，其中一种典型的石器形式是棱柱状的石核，实用且便于携带。关于这些石器的最早诞生地是哪里，学界还存在争议，大概出现在南非、东非或亚洲西部地区，这就是第三模式，这种技术的专业说法叫石叶技术。
总结上述几百万年的石器技术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在东非及其周边，石器技术革新不断。那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东亚地区的石器发展如何呢？
说来有点儿惭愧，东亚的石器似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个时期当然是第一模式石器的天下。但是，当东非那边依次出现第二模式和第三模式时，东亚这边的古人类依然慢条斯理地摆弄着自己第一模式的砍砸器。古人类学家做过一次石器统计，发现直到距今6万年前，中国境内几乎还没有第三模式的踪迹。纵观旧石器时代或者说打制石器的时代，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似乎孑然独立于东方，自从距今170万年前第一模式的石器输入进来后，石器技术就一直独立发展，如此漫长的时期几乎不与西方世界发生技术交流。
石器技术是由古人类创造、继承和发展的，那么东亚石器技术的孑然独立，对于古人类意味着什么呢？
化石派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东亚古人类是独立进化的，几乎不与或者偶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发生杂交。那些从距今100多万年前起就挥舞着石器砍砸动植物的东亚古人类，应该就是我们现代东亚人的祖先。
有了牙齿和石器演化的证据支持，再辅之以其他一些证据，化石派的观点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
然而，正如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撼动化石派观点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古人类学界，不是来自新的牙齿证据或者新的石器证据，而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分子生物学。
1987年1月，美国一位女博士生丽贝卡·卡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英国权威科技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线粒体dna（脱氧核糖核酸）和人类进化》。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人类起源地只有一个，这个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起源时间在距今20万年以内。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
在当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是分子生物学界对古人类学界的一次颠覆性的“跨界打击”。如果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古人类学家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得重新改写。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跨界打击”在科学上是如何发生的。
从分子生物学看，人体大约包含10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里都含有一种叫作线粒体的细胞器，它位于细胞核外的细胞液中。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营养物质，比如糖类、脂肪等，最终是在线粒体中被氧化，释放出能量，供人体细胞使用的。简单地说，线粒体就是我们人体细胞的“能量工厂”。
从中学课本中我们学习到，人体的遗传物质位于细胞核里的染色体上，大量的基因排列在染色体的双螺旋结构上。其实，线粒体中也含有少量的遗传物质—线粒体dna。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个人类生命的诞生，首先是从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细胞结合开启的。换句话说，线粒体这种细胞器来自母亲的卵细胞，而不是来自父亲的精子（其实父亲的精子里也含有少量的线粒体dna，但是在受精过程中“舍身取义”，被分解掉了）。因此，线粒体dna是孩子从自己的母亲一方继承下来的。于是，分子生物学家可以通过比较人们的线粒体dna，分析人们之间母亲一系的亲疏远近，进而追溯人们母亲一系的祖先情况。 ↑返回顶部↑
受到魏敦瑞学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在自己的著作《种族的起源》一书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多地区起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可以分为5个种族，分别是高加索人种（欧洲白人）、蒙古人种（黄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原住民）、尼格罗人种（非洲黑人）和开普人种（非洲科伊桑人），它们是分别进化而来的，彼此间只有很少的基因交流。由于进化速度并不一样，因此各个种族文明程度有所不同。
当时，在非洲已经出土了非常古老的人类化石，库恩对此的解释是，非洲大陆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但那里只是人类的“幼儿园”，欧亚大陆才是人类的“学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从非洲大陆走了出来，然后分别进化成了现在的5个种族。他借用欧洲人使用的多杈烛台的形状，对自己的假说做了比喻—5个种族好比是5根烛托，它们虽然共用一个基座，但很快就从根部开始分支了，各自进化成了现代人类。所以，多地区起源假说也被称为“烛台理论”。
库恩的假说里包含了种族歧视的味道，因此一问世就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不过，他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一些科学观点，还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甚至赞同。
此后，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一批古人类学家进一步发扬了魏敦瑞、库恩的科学观点，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简单来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就是在库恩的“烛台”的每支蜡烛之间，又加上了很多横向的连接线，表示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基因交流。魏敦瑞和库恩所提出的“各地古人类分别进化为现代人类”的观点，得到了这部分学者的肯定和坚持。他们认为，东亚的现代人是从东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欧洲和西亚的现代人是从欧洲和西亚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非洲的现代人则是从非洲的远古人类进化而来的……我们可以通俗地称呼这批学者为“化石派”。
自从周口店北京人被发现以来，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古人类化石，以及古人类使用的各式各样的石器。化石派从这些发现中找到了若干关键性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分量的证据，莫过于铲形门齿和石器演化了。
什么是铲形门齿呢？
现在，请用你的舌头舔一舔两颗上门牙的口腔内侧面。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门牙两侧有略突出的棱？当你的舌头在两颗上门牙内侧左右滑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走过了一条m字形的路线？
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拥有铲形门齿，即你的上门牙像两侧卷起、中间平坦的铲子。
据统计，现代中国人中有80%~9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这种牙齿特征在东亚现代人和印第安人中比例非常高；现代欧洲人中只有10%的人具有铲形门齿，在现代非洲人中这一比例则是15%左右。令人惊奇的是，有学者搜集了中国古代墓葬出土的古人牙齿信息，发现除了新疆地区出土的牙齿外，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人上门牙全都是铲形门齿。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古人类学家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只要是保存下来的上门牙，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铲形门齿。不论是号称有170万年历史的云南元谋人，还是距今7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抑或是几万年前的河套人，都具有相同类型的上门牙。
一位支持多地区起源假说的学者感慨说：“我真的想不出中国的生活环境中有哪个因素会让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必须有铲形门齿，非铲形门齿的人就很难生存下去，只能被淘汰。”因此，铲形门齿的特征似乎只能是通过中国的古人类一代代遗传，最终遗传给我们现代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古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变成了现代中国人。
化石派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来自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类型。
追忆往昔，远古人类刚刚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水平并不比那些黑猩猩邻居强太多。他们能够制作的工具，仅限于粗浅地利用石头和木头制作而成的工具。
距今330万年前，在今东非肯尼亚境内，古人类打造出了最早的石制品，那只是一些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能够用于砍和砸，使得他们的狩猎采集活动和食物加工活动变得更加有效率。这就是古人类石器时代开始时的状态。古人类学家把这个时期的石器技术叫作第一模式，或者按照专业术语，叫作奥杜威技术。
第一模式经历了漫长的100多万年的发展，到距今170万年前，东非的古人类终于有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略微精湛了一些，能够打造出很多种类的石器，特别是一种两面对称、外形修长、一端尖锐而另一端宽厚的手斧，握在手中，简直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必备武器。当然，那时候古人类的手斧主要用于狩猎野兽，而不是自相残杀。按照专业的说法，这个时期属于第二模式，古人类所拥有的技术叫作阿舍利技术。
又是漫长的100多万年之后，到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再次厚积薄发，制作出了更为先进的石器，其中一种典型的石器形式是棱柱状的石核，实用且便于携带。关于这些石器的最早诞生地是哪里，学界还存在争议，大概出现在南非、东非或亚洲西部地区，这就是第三模式，这种技术的专业说法叫石叶技术。
总结上述几百万年的石器技术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在东非及其周边，石器技术革新不断。那么，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东亚地区的石器发展如何呢？
说来有点儿惭愧，东亚的石器似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就出现了，那个时期当然是第一模式石器的天下。但是，当东非那边依次出现第二模式和第三模式时，东亚这边的古人类依然慢条斯理地摆弄着自己第一模式的砍砸器。古人类学家做过一次石器统计，发现直到距今6万年前，中国境内几乎还没有第三模式的踪迹。纵观旧石器时代或者说打制石器的时代，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似乎孑然独立于东方，自从距今170万年前第一模式的石器输入进来后，石器技术就一直独立发展，如此漫长的时期几乎不与西方世界发生技术交流。
石器技术是由古人类创造、继承和发展的，那么东亚石器技术的孑然独立，对于古人类意味着什么呢？
化石派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东亚古人类是独立进化的，几乎不与或者偶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发生杂交。那些从距今100多万年前起就挥舞着石器砍砸动植物的东亚古人类，应该就是我们现代东亚人的祖先。
有了牙齿和石器演化的证据支持，再辅之以其他一些证据，化石派的观点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线粒体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
然而，正如今天互联网时代的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撼动化石派观点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古人类学界，不是来自新的牙齿证据或者新的石器证据，而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分子生物学。
1987年1月，美国一位女博士生丽贝卡·卡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英国权威科技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线粒体dna（脱氧核糖核酸）和人类进化》。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人类起源地只有一个，这个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起源时间在距今20万年以内。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
在当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是分子生物学界对古人类学界的一次颠覆性的“跨界打击”。如果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古人类学家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得重新改写。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跨界打击”在科学上是如何发生的。
从分子生物学看，人体大约包含10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里都含有一种叫作线粒体的细胞器，它位于细胞核外的细胞液中。我们吃进肚子里的营养物质，比如糖类、脂肪等，最终是在线粒体中被氧化，释放出能量，供人体细胞使用的。简单地说，线粒体就是我们人体细胞的“能量工厂”。
从中学课本中我们学习到，人体的遗传物质位于细胞核里的染色体上，大量的基因排列在染色体的双螺旋结构上。其实，线粒体中也含有少量的遗传物质—线粒体dna。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个人类生命的诞生，首先是从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细胞结合开启的。换句话说，线粒体这种细胞器来自母亲的卵细胞，而不是来自父亲的精子（其实父亲的精子里也含有少量的线粒体dna，但是在受精过程中“舍身取义”，被分解掉了）。因此，线粒体dna是孩子从自己的母亲一方继承下来的。于是，分子生物学家可以通过比较人们的线粒体dna，分析人们之间母亲一系的亲疏远近，进而追溯人们母亲一系的祖先情况。 ↑返回顶部↑